出海,不仅是企业生存的必然选择,也是企业长期发展的战略方向。中国企业全球化进程迈入全新阶段,但海外市场往往是机遇与挑战并存,市场广阔、竞争激烈、风险重重……
面对“出海”过程中的风浪,中国企业唯有从自身出发,努力开展ESG行动、重视合规经营、夯实涉外法律能力、规避涉税纠纷,方可灵活应对国际市场的变幻风云,破浪前行。
应对挑战
提高企业竞争力
在全球投资风险显著上升的大背景下,随着中国在全球直接投资中的影响力不断扩大、正面影响愈加显著,对于中国企业而言,对风险的防控更具现实意义。
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1-4月,中国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3434.7亿元,同比增长18.7%。其中,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共建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777.7亿元,同比增长20.4%。
然而,在增长背后,中国对外投资合作也面临着不少的风险和挑战。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家对外开放研究院教授、全球创新与治理研究院执行院院长吕越表示,当前,中国对外投资面临的风险挑战:一是发达国家投资保护主义兴起,外资审查力度持续加强,给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带来了不利影响。二是部分国家频繁对外资开展合规调查,导致跨国营商环境趋于恶化,进而使得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经营的风险持续上升。三是全球经济复苏缓慢、全球债务再创新高、全球通胀持续存在等问题提高了我国企业的跨国经营成本和不确定性,盈利前景面临严峻挑战。
于近日发布的《中国海外投资国家风险评级报告(2024)》也得出了类似结论。报告认为,监管障碍、地缘政治冲突涉及的国际制裁与战争、政治局势等风险均导致我国企业面临多样风险,宏观、产业、企业层面的风险相互交织,需要企业根据投资现状、现实条件进行正确区位选择,为应对新型安全审查和经营合规风险制定预案。
相比发达国家,尽管中国企业投资“一带一路”、RCEP等国家的规模和增速表现更佳,但投资风险亦不容忽视。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投资室助理研究员周学智表示,2024年度,发达经济体的整体风险明显低于新兴经济体,在20个低风险国家中占据18席。不过,他认为,新兴经济体虽然在经济基础与政治风险得分方面仍落后,但长期看,新兴经济体尤其是RCEP区域和“一带一路”共建国家投资需求的上升将成为中国对外投资的新增长点。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投资室陈逸豪也有同感,在他看来,“一带一路”倡议对共建国家和平与稳定发展的积极效应进一步释放,共建国家的平均风险略低于整体样本平均水平。东盟及东亚国家和中亚地区国家维持整体风险相对较低的水平。未来,地缘政治冲突的后续影响、大宗商品价格波动诱发的潜在风险以及政治风险与债务风险间的联动值得关注。伴随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持续推进,共建国家间的长期互信将不断增进。
RCEP成员国也是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热土。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在2024年度评级中,RCEP成员国的国家风险评级得分好于整体水平,主要在于其拥有相对较好的经济基础、较强的偿债能力、良好的对华关系和稳定的社会弹性。但是RCEP成员国在经济基础、偿债压力和社会弹性指标上也出现了小幅下滑,需要进一步关注包括大国竞争等长期因素与偶发自然灾害等冲击带来的持续影响。
面临这些风险和挑战,中国企业应如何应对?吕越提出了三点建议:首先,企业可以采取多元化投资策略,拓展新兴市场,降低对单一市场的依赖度。在出海前,对东道国的营商环境进行深入调研,选择具有较好增长前景、较低经营风险的市场进行投资布局。其次,企业应提高风险防控能力和跨国经营能力,以合规经营规避政治风险。企业应重视合规经营,严格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和文化习俗,并通过建立良好的公共关系,减少政治文化排斥和保护主义的负面冲击。最后,企业应积极探索对外投资新模式,以降低海外经营的风险和成本。通过产业链整体出海、上下游抱团出海、品牌与技术出海等新模式,形成集群效应和协同效应,实现资源共享、风险共担,提高对外投资的竞争力和成功率。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家全球战略智库国际投资研究室主任、研究员王碧珺坦言,整体而言,中国企业应改变传统视角下海外投资主要遭遇的是东道国政治风险方面挑战的认识,更多地为应对新型安全审查和经营合规风险制定预案,做好准备,提高投资透明度,改进ESG实践,加强绿地投资,在价值观贸易、供应链安全、保持企业竞争力之间寻求平衡,尽量降低合规风险。
ESG实践
让企业更有“后劲”
近年来,企业社会责任的内涵和外延不断发展,衍生出的ESG投资概念,正成为全球可持续发展的新思潮,也成为企业开展国际化经营的生存之道。对于ESG这一“出海”企业必须面对的全球“游戏规则”,中国企业如何才能做得更好,让自身行稳致远成为了当下企业关注的热门话题。
作为中非合作的坚定支持力量和重要实施主体,中国在非企业取得了一项项大而优、小而美的务实合作成果。与此同时,不少在非中资企业积极探索将商业价值与社会价值相融合,将ESG价值主张与中国新发展理念,高质量发展要求相结合,积极开展本土化的ESG行动,为非洲地区互联互通与一体化进程贡献了重要力量。
中国在非企业联盟主席刁春和介绍,早在2019年,联盟便发起了“百企千村”活动,倡导和推动更多中国在非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加强ESG的管理,形成许多经典优秀的案例,保障妇女儿童权益、加强青年人才培养支持社区发展,在属地化经营中,保护生态环境,践行节能减排等。
“中国企业出海拓展国际市场,将ESG纳入国际化经营战略,有助于企业从自身与当地社会的结合点上,发现业务增长点,创造企业与所在国或地区可以共享的价值,从而获得广泛的社会认可与可持续的竞争优势。”刁春和表示,中国在非企业社会责任联盟将号召更多在非洲的中国企业参与和支持ESG行动,促进更多小而美的项目对接和落地深耕,为深化中非合作建立中非命运共同体作出积极贡献。
近年来,三峡国际能源投资公司制定差异化发展策略,探索形成股权并购、搭建平台、借船出海为特点的葡萄牙模式和以参股合作并购为主、扩大规模、逐步升级的巴西模式,以及规划先行、高端进入、三峡引领和国际参与的巴基斯坦模式,同时还构建了以巴基斯坦和埃及为代表的“一带一路”共建国家、以葡萄牙和西班牙为代表的欧美发达国家和以巴西和墨西哥为代表的资源富集国家为辐射中心的业务布局。
对此,三峡国际能源投资公司总审计师刘玉钧表示,在ESG日益成为国际共识的背景下,三峡国际对标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从管理体系、战略规划、碳中和、信息披露等方面将ESG工作融入到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中。
“三峡国际董事会专门成立ESG与关联交易委员会,从顶层治理方面,全面推进ESG管理,与公司管理层的ESG执行委员会组成ESG双委员会机制,并设立从总部各部门、直属机构到五大区域公司的ESG专员制度,形成自上而下的ESG管理体系。不仅如此,我们去年还采用了国际通行的ESG评级方法论,开展内部评级,在此基础上,今年正在推进ESG总体目标、战略规划和行动路线的制定。”刘玉钧介绍,2023年,三峡国际发布首份ESG报告,并通过了国际机构的第三方认证。以此为起点,公司持续编制高质量的ESG报告,构建多元的ESG信息披露矩阵。
近年来,中国企业“走出去”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出海”企业从CSR管理到ESG都有了全面深化和系统化的包装。商道咨询首席执行官王昕表示,中国企业“出海”已进入更多元的投资区域、投资主体和产业与运营模式的新阶段,企业全面、系统提升ESG可以从组建团队、匹配资源,评估影响、梳理风险,搭建体系、分步提升,全面沟通、落地实践等方面完成“四步走”以实现从CSR到ESG的跨越。
“中国企业在‘出海’过程中,建立和完善ESG相关流程比实施短平快项目、单纯追求立竿见影的结果更重要。”王昕认为,在实施的过程中,企业也要警惕“漂绿”等风险,注重学习和能力提升。
随着跨国公司对ESG重视程度的提高,出海的中国企业也对公司治理越来越重视。博然思维咨询有限公司合伙人梁启春透露,在该公司对海外营商环境的摸底调查中,全球调研对象对中国企业各方面能力非常认可,尤其是技术创新、财务表现等能力更是备受认可。但是在公司治理部分,对中国公司透明度部分仍然存在很多疑问。因此,他建议,在海外传播中,中国企业可以把公司治理作为新的课题提出来,并讲好企业ESG方面的故事。
“曾经一个外资化工企业计划在中国建厂,由于投资项目涉及三个村子搬迁工作,他们调查了一个多月,并积极想方设法帮助村民实现再就业。其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一个村子中的一棵树上有一窝鸟刚孵化出来,翅膀还没硬无法飞起来,企业因为这窝小鸟将工期推迟了两周。”他举例道,不难看出,在企业ESG传播中要特别注意当我们在谈到一个大愿景的同时,更要落脚具象化的小事例。
完善跨境法律服务
护航企业稳健前行
在全球市场的激烈竞争中,中国企业不断寻求突破,同时也面临诸多挑战,其中政策和法律层面的难题就尤为突出。当下,海外投资环境日趋复杂多变,规范的跨境法律服务因此成为护航企业稳健出海的关键所在。
深圳市前海一带一路法律服务联合会会长杜春认为,由于投资目的市场存在的政策、法律及文化差异,一些“走出去”企业没有充分重视合规管理和风险防控,加之国际上出现的逆全球化趋势,导致中国企业对外投资与合作以及海外经营中遭遇挑战。
“‘走出去’企业必须对标国际经贸投资规则,充分调研掌握投资目的地的法治环境及文化差异。做好各种法律风险的预判与管控,除加强法务及合规管理能力建设外,还应借力海内外专业法律服务力量优化风险防控体系。”杜春也坦言,虽然中国涉外服务法律体系和能力建设日益提升,与海外法律服务业的联动合作不断扩展,但与中国企业对为“走出去”保驾护航的需求还有一定差距。因此,进一步加强涉外法律服务体系和能力建设是当务之急。
孤举者难起,众行者易趋。在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副会长才华看来,中国律师行业必须加强法律服务国际合作,通过共享资源,交流经验,优势互补,夯实自身涉外实战能力,提升善用国际律师资源能力,力争为跨境市场主体提供解渴管用的法律服务。
才华认为,中国要积极参与国际经济、贸易规则谈判,充分发挥咨询和参谋作用,助力构建公正、合理、透明的国际经贸规则体系。通过加强国际合作,不断积累法律服务合作经验,提升合作质量和水平,共同打造充满活力,有序竞争的国际法律服务市场。
涉外法律服务是涉外法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律师是推动涉外法律服务发展的主要力量。
“一带一路”国际律师联盟秘书长康煜表示,由于共建国家的国情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各异,政治体制、历史、文化、宗教等方面差别较大,不可避免对跨境投资和经贸合作带来一定影响。随着共建“一带一路”的深入推进,在投资市场准入、国际贸易、建设工程、劳务用工、环境保护、知识产权、金融交易、争议管辖等方面的纠纷和法律风险开始显现。因此,法治作为共通的理念和规则,在深化各国合作交流,促进互信互惠中的作用日益凸显。他认为,建设覆盖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便捷高效的法律服务网络、健全跨境纠纷解决机制将更好保障企业顺利出海,助力企业安全高效开展国际业务。
深圳国际仲裁院理事长、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沈四宝建议,企业参与共建“一带一路”,首先出海要实力先行,不能为了出海而出海。其次要学会“在变局中求不变,在不稳定中求稳定”,对国际市场上可能出现的问题做好预判,提升法律应对本领,培养专业人才。最后要进一步优化法治思维,加强法律和商业之间的互动和融合。例如,完善企业自身章程,重视契约精神,拓展仲裁、调解等纠纷解决途径等。
联合国契约组织第十项原则专家组成员、深圳市企业合规协会会长王志乐认为,企业“走出去”面临的严峻挑战正是合规的挑战。合规管理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遵规守法,而是企业自愿将遵守法律法规、实现合规承诺、遵循职业操守等合规义务转化为日常的管理活动。保证企业上下全员参加、全业务流程控制、常态可持续,从而促进企业高质量“走出去”。
提升出海税务水平
规避企业经营风险
随着跨境企业在全球范围内业务的拓展,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税收政策、合理规划、税务筹划受到的关注也持续增加,企业涉税的需求自然“水涨船高”。
跨境企业的税收问题既包括税收管辖权冲突,也包括转移定价问题。前者主要体现在跨境企业可能面临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税收管辖权冲突导致双重征税或出现税收漏洞;后者则体现在跨境企业关联交易中,转移定价可能受到税务部门关注,需要合理规范以避免税收风险。
北京注册税务师协会副会长、审信集团董事长曲立军认为,跨境企业面临的税务风险并非国内的税收政策,而是跨境业务下税制和税收征管如何衔接的问题。对此,曲立军认为,跨境企业要加强对各国税收法规的学习和理解,确保依法合规经营,并提高办税人员素质,加强办税人员的培训和教育,提高其涉税专业水平和涉税的风险意识。同时,要完善税收风险管理制度,建立健全税收风险管理制度,明确风险识别评估应对等环节的具体措施。加强内部审计和监控,确保税收风险的有效实施。
曲立军表示,当前,各国税收法规在不断完善,跨境企业需要密切关注税收法规的新变化,并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提高控制税收风险、提升管理效率的水平。各国税务部门也应加强合作,共同打击跨境税收违法行为,维护国际间税收秩序。
随着共建“一带一路”的深入推进,中国企业对共建国家税收法律和税收协议的充分理解也变得十分重要。“通过研究共建国家税制可以看到,各国税收优惠差异较大,直接税多为单一比例税率,间接税税率征收范围差异较大,因此在企业关注各国税率的同时,我国的涉税服务机构也要积极帮助企业规避税收风险,提高企业税收管理效率。”中国注册税务师协会常务理事、首都经济贸易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教授丁芸如是说。
丁芸表示,涉税服务机构提出的税收策划一定要具有合法性、及时性、稳健性,且策划的方案不仅保障企业能够实施,还要能够取得效益。涉税服务机构要为企业处理国际涉税纠纷提供坚实的后盾,为处理好国际涉税纠纷,涉税队伍可以提供政策、依据、咨询使企业平安地经营、合法地经营。因此,中国要加强涉税服务行业转型升级,构建国际化现代服务体系,涉税服务机构也要“走出去”和国际间的涉税服务机构加强交流,为税务机关和纳税人搭建桥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