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制造业服务化（servicification ofmanufacturing），具有投入和产出两方面的涵义，在投入方面意味着服务投入占制造业产品中间投入比例越来越高；在产出方面意味着最终产品中的服务业增加值比例不断提高。

世界贸易组织的一项研究显示，服务增加值占发达国家制造业产品出口额1/3左右，占发展中国家出口额的1/4左右；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外国服务含量约占制造业产品出口额的12%。同时，服务已成为制造企业获得竞争力的重要手段，服务收入占公司总收入的比重逐渐上升。调查数据显示，目前发达国家制造企业的服务收入占总营业收入比重已超过30％，部分领先企业如美国通用公司甚至高达70%。

研究同时显示，制造业服务化趋势在不同的行业表现差异较大。例如，荷兰广播、电视和通信设备业的服务化产出比例高达59.68％，但基础金属制品业、纸浆及纸制品业的服务业产出平均比例分别只有1.61％和2.82％。从时间序列看，随着一国制造业在全球增加值网络中地位由条件分布的低端向高端攀升，制造业服务化水平对网络地位的促进作用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趋势。

从较为深入的理论研究与分析看，中国制造业服务化的发展具有以下特点：近年来中国绝大部分制造业产品的国外服务增加值比例都呈现增长态势，一些部门产品的服务含量逐年提高，运输设备、电气和光学设备产品的服务含量增幅较大。中国制造业部门服务化特征日益显著的主要原因在于中国加入WTO以后服务业开放提速、服务进口增加。

从国际比较看，总体上中国制造业服务化水平较低，由于中国是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也是产业门类、产业配套体系最完善、制造产品种类最丰富的国家，这意味着发展制造业服务化、助推产业结构转型基础深厚，前景广阔，大有可为。

　　制造业服务化为中国产业结构转型的方向提供了新思路。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有关中国产业结构问题的理论与政策讨论常常围绕“工业比重是否太高、服务业比重是否太低”展开。其根本原因在于，经典产业结构理论基于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认为一国产业结构结构转移遵循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再向第三产业这一路径。

　　制造业服务化表明，制造业与服务业具有融合发展的趋势，两者间不再是非次即彼的分裂关系，从某种程度上显示出传统产业分类法缺陷,削弱了经典理论赖以成立的理论基础和统计基础。中国产业结构转型的方向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有可能是制造业和服务业相互促进、协调发展。

　　发展制造业服务化，推动服务业发展。黄群慧等学者指出，中国的制造业服务化必然遵循一条从“内部服务化”向“外部服务化”转型的过程。例如，在德国的斯图加特和慕尼黑南部的汽车产业集群中存在大量的独立的汽车设计企业，这些企业共同构成了专业的工业设计产业；而中国大量的以生产制造为主的产业集群中，这种独立的以产业形态存在的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却非常滞后。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主要是中国制造业集群的发展层次低，对专业服务的需求量小；同时由于发展水平低，从制造中分立出来的专业服务公司的数量就少，很难发展成为足够规模的服务“产业”。“内部服务化”向“外部服务化”发展的过程，也就是服务业不断发展的过程。

　　发展制造业服务化，提高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推动制造业发展。作为中间投入的服务，通常具有技术密集型、知识密集型、信息密集型、人力资本密集型等高端要素密集型特征。服务进入制造生产的过程，也是这些高端要素密集进入制造生产的过程，从而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产生积极影响。因此，在一定范围内，服务投入越高、服务内涵的高端要素越密集，制造业服务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越明显。

　　研究已经发现，制造业服务化对一般贸易企业生产效率的促进作用大于加工贸易企业；电信业和金融业的服务投入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最大，交通运输业和批发零售业的影响较小。此外，企业从单纯的产提供者向全生命周期管理者或系统解决方案提供者的转变，有助于实现客户自然绑定，摆脱基于产品的同质化恶性竞争，获得数额更大、持续性更强的收入，降低了现金流脆弱性和波动性，改善企业财务绩效。

　　发展制造业服务化，提升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体系中的分工地位。全球价值链包括设计、产品开发、生产制造、营销、交货、消费、售后服务、最后循环利用等多项增值活动。生产制造只是全球价值链的一个环节，且具有增加值较低、容易被模仿、难以形成核心竞争力等特点；生产制造的上下游均属于服务范畴，增加值相对较高。中国制造业尽管2010年以来增加值连续多年位居世界第一，但短板明显，主要问题在于创新能力薄弱，对外依存度高，整体上仍处于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的中低端。

　　制造业服务化可以通过上、中、下游的价值链延伸提升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体系中的分工地位，引领制造业向价值链高端攀升，提高中国在全球贸易网络中对核心资源的控制能力。具体来看，在上游，可延伸至研发、工程服务、设计服务、电信和计算机服务等；在中游，可延伸至管理咨询、运输、库存等；在下游，可延伸至金融、融资租赁、信息广告服务等。

　　近来国际经贸摩擦的一系列新发展深切说明，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而言，制造业的国家战略意义无法替代。中国经济长期高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通过出口导向的工业化吸纳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现代部门尤其是制造业内部的创新进一步提高了整体劳动生产率水平。随着形势变化，传统发展道路面临诸多挑战，备受质疑。

　　在积极矫正传统发展模式弊端的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一些拉美国家因过早“去工业化”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部分地区试图通过政策刺激实现金融等服务业“赶超式”发展，客观上导致金融风险累积。以制造与服务的融合来提升产业竞争力是全球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纷纷推行的“再工业化”战略的实质。

　　中美贸易摩擦的实质是是美国对中国高端制造业发展的遏制，加快创新型国家建设是根本应对之道。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制造业服务化意味着企业的投入可能来自完全不同的行业，产出也可能供应完全不同的部门，不同产业链、产品链因而相互交织成多维复杂的网络体系，致使创新的来源将高度多元化，并且具有高度不确定性。

　　与此相应，创新型国家建设的政策内涵需要注入新的内容，即在运用产业政策的同时高度重视构建整个社会的创新生态。传统“扶持”性产业政策较适用于技术路线和商业模式确定条件下对企业投资的促进和激励，而以内外开放并重、保护知识产权、允许容错试错、改善营商环境为基本特征的社会创新系统构建较为有利于制造业服务化趋势下企业自身创新能力的形成 。（文/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 田丰）

　　文章来源：《服务外包》杂志